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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商鞅立木，燕昭市骨。”

  “故臣等杂取唐及宋初旧制，以原散官开府仪同三司以下，定为二十四阶，特上《元丰寄禄格》，供陛下御裁。乞请先行，以正官品。”

  赵顼打开看了，点头道：“王相公高风亮节，这个《寄禄格》，对元弼之臣推重崇隆，深孚朕望，便照此办理吧。”

  真当得起高风亮节四个字，王珪本身阶官不高，以阶易官之后，其实是要吃一个小亏的。

  但是对于那些旧臣，老臣如文彦博，富弼，吕公著他们，阶官转迁早就累积到了极高，因此赵顼说《寄禄格》推重元弼之臣，的确是事实。

  王珪心中暗喜，躬身道：“领圣旨。”

  ……

  苏油的职务虽然还没有下来，但是也很忙。

  章惇的第三次谢表被拒绝后，第四次诏下，便乖乖领了参知政事之职，成了大宋光荣的末位常委。

  而苏油这里却生了蹊跷，第三次谢表上去之后，第四次诏书，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诏书，迟迟不下。

  苏油也不上心，跑汴京周边官马场考察去了。

  季春的汴京郊外，风光无限。

  汴京京郊有牧监，归群牧司管辖。

  群牧司在宋、辽，西夏政府皆有设置，是掌管国家马匹的牧养、繁殖、训练、使用和收买、交换等事务。

  官有群牧制置使、群牧副使、群牧都监等。

  那两个国家本来就是游牧国家，人家的群牧司，是正儿八经的“甲兵之本，国之大利”。

  而到了大宋，光管理马政的机构就不下三处，但是却并没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。

  太仆寺，掌管皇室的用马。“后妃，亲王，公主，执政官应给车乘者。视品秩而贡之。”骐骥院，就是专门给皇家养马的部门。

  群牧司，掌管的是对国家马匹的饲养，调用。即“邦国厩牧，车臾之政令”，驿传，军方，矿监用马，多从这里边调拨。

  茶马司，则管理市马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对病马老马的处理，以及监督牧马的机构和民间的养马制度，主要管民用和民间征调。

  政出多门，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。

  但是婆婆虽多，马却始终养不好。

  太仆寺坐拥天下第一等的好马，常常是不惜重金获得，然而到了骐骥院之后，要为皇家服务，第一条就是要驯服。

  去掉蛋蛋，将骏马变成慢悠悠的宠物，是骐骥院的要目标。

  他们也的确做到了。

  群牧司也很苦，要在内地养马，用的又是传统养马法，理所当然地引来地方亲民官和老百姓们的抵触。

  最关键的，群牧司的官员们，坐拥如此广大的丰美土地资源，养出马来是国家的，种出粮来是自己的，所以种地它不更香吗？

  于是在他们的上奏里边，官地被私分了，人浮于事，官马场的地都在账簿上，其实大部分都被民田给侵占，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也不配合，结果牧地农地根本分不清楚，没办法好好养马，臣等尽力了……

  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关西、河北、河东虽然都有马监，但出栏数量却少得可怜。

  以同州沙苑监为例，牧场九千余顷，岁耗四十万贯，但养马只有六千多，岁出栏最低时，竟然只有四十余匹！

  若非马政如此不堪，王安石也不会下决心搞保马法——变卖马场，改由民间来养马，政府有养马补贴，成马政府统一回购。

  结果搞得农耕地区怨声载道——一匹马，“废水草丰茂处五十亩”，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，死了还得赔，这样还养，这特么不是失心疯了吗？

  官府拿着牧马地种粮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承包原本官马场的土地之后，当然是种粮为主，至于养马……呵呵别闹！待俺们吃饱肚子再死！

  于是从大宋马监和民间出栏的马匹，经过挑拣后，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为可骑乘的坐骑，剩下的虽然仍算是军马，但其实只能充做邮传驿马之用。

  就像蔡确上给赵顼奏章里说的那样，“河南、北十二监，起熙宁二年至五年，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，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，余仅足配邮传”。

  南方就更加不堪。

  福建沿海，泉州、福州、兴化军的外岛上，有十一个牧场。但这些马被称为洲屿马，不堪具装，只能做驿马；

  而华南，两广出马，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匹，也大多驽骀下乘，肩高能达到四尺二寸这个大宋战马最低标准的，百中仅有一二。

  这种马被称为羁縻马——大宋朝廷购买这些马匹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为了收人心，羁縻西南夷。

  至于从青唐藩人买来的高原马，从青藏高原下来后容易生病，也不适合平原作战。

  所以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却指望靠私人承包责任制，就能源源不断的喂养出海量的战马，是纯扯淡。

  于是宋境内几乎出现了一种共识，就是宋朝养马，具备先天的弱势——“冀北、燕、代，马之所生，胡戎之所恃也”。

  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给战马的养马地，只能是东北和西北。

  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，马种质量依次降低。

  即所谓“蓟北之野”，“甘凉河套”，必得“高寒之地，有长山大谷，美草甘泉，旷地千里，而诸畜繁孳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