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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人凶手（第2页）

调查难，取证难，辩护难，总之什么都难。最后要是想赢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

一百个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女性，能有一个愿意报警立案，就算是多的。

一百个职场性骚扰案子，能有一个顺顺利利地胜诉，拿到赔偿，就算是好的。

职场性骚扰案已经很让人头疼了，那个案子却更让人头疼。

因为那个案子里的“职场”，是一间带有夜店性质的酒吧。

她的委托人，是酒吧的驻场舞女，主业是穿着兔女郎装跳钢管舞，副业是卖酒，是个资深酒托。

而她起诉的对象，那个性骚扰她的人，是酒吧老板。

兰青青当时看完案件资料，两眼一黑。

作为律师，她太明白委托人的这种身份、这种工作性质意味着什么了。

这意味着，即使自己明知道对方的确受到了性骚扰，也几乎不可能为她辩护成功。

除非有什么货真价实、无可抵赖的证据，比如录音录像，监控画面之类的。

但是没有。

骚扰行为发生在酒吧内，舞女上班时间不允许带手机，兔女郎装也藏不下录音录像设备。监控摄像头莫名其妙地“坏了”，存着监控数据的硬盘也“数据丢失，无法修复”。

她的委托人能拿出来的所有证据，只有她当初拒绝老板时打了他一耳光留下的痕迹，和自己在耳光事件后被迅速开除的记录。

相比之下，对面的证据就翔实多了。

对面能拿出委托人和同事为了卖酒提成吵架动手的监控视频，证明她是个脾气暴躁、爱钱如命的女人。

对面还能找出好几个委托人的同事出庭作证，证明委托人在耳光事件之前就成天抱怨自己工资低、收入少，要让老板给她涨薪。老板不同意，就要“给他点颜色看看”。

处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，兰青青反而冷静了下来。

她发现，无论是委托人还是被诉人，其实都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，证明那次性骚扰到底发没发生。

她的委托人能证明老板要求和她私下共处，在共处的时候，两人起了争执，却不能证明争执的内容到底是涨薪还是性骚扰。

与此同时，被诉人其实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和委托人私下共处，为什么要在争执结束后立刻将她开除，不留一点回旋余地。

他们双方，看似力量不对等，其实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。

无法直接证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能从侧面寻找人格证据。

说白了，就是互相进行人格上的攻讦。

对面攻击她的委托人，说她贪财，说她暴躁，说她从事不良职业生活作风有问题，此番状告老板，肯定是涨薪不成，伺机报复，想狠狠地讹上一笔。

那她就反过来攻击对面手脚不干净，有性骚扰女员工的前科就完了。

看法官信哪个就是了。

横竖对面看起来真的有些可疑——兰青青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发现对方的酒吧女员工离职率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而在酒吧内，也的确流传着老板手脚不干净，把女员工“弄走了”的传闻。

不过，传闻只是传闻，真要叫这些在职员工出庭作证，指控老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兰青青思来想去，发现自己只能从那些“离职员工”入手。

在职员工不敢指控老板，离职员工总敢了吧！

而且，被老板“弄走”的那些女员工，大概率和她的委托人有着同样的遭遇。

同病相怜之下，说不定会愿意作证。

不过，要在海市三千万常住人口里找出曾在这间酒吧任职，又被老板“弄走”的女员工，何其困难。

她跑前跑后一个月，也只找到了那么一个。

兰青青说：“如果能说动这个女员工出庭作证，我至少有三成把握能赢下这个案子。”

“于是，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，登门拜访。”

“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她……即使是在我拜访她的时候，也依旧只是个孩子。”

“高中年纪的孩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