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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追加篇列子（第2页）

《列子》强调万物齐一，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，祛除人的常情，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，缓和心灵的痛楚。《列子·仲尼篇》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：“得而不喜，失而弗忧；视生如死，视富如贫；视人如豕，视吾如人。”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。人懂得了这一道理，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、荣辱、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然的态度，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、不留情，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。

在《列子》中，道作为万物的本体，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。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，从根本上说，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，因此，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。《天瑞篇》说：“至道不可以情求。”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。《仲尼篇》说：“善若道者，亦不用耳，亦不用目，亦不用力，亦不用心。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，弗当矣。”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，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，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。《列子》认为，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。

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，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，而是内向的，用《仲尼篇》的话说，不能“务外游”，而要“内观”。《黄帝篇》把这种“内观”的方法概括为两种。一是“纯气之守”：“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含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却。物奚自入焉？”人之天性纯真，心灵虚静，有自然之德，原本与大道一体，因此，只要自觉地作“纯气之守”的功夫，即可全其真性，养其天德，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。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，可以称之为“致虚”或“坐忘”。

《黄帝篇》借列子之口，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。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，包括四个阶段：“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”；“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”；“从心之所念，庚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庚无利害”；“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”。所谓“是非”、“利害”、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。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，而是有意识的存在。他有知识，有欲望，有种种情识活动。正是这种情识，使人心迷执于分别，背离于大道，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、纯真之性。“致虚”或“坐忘”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，不断地越“是非”、“利害”，化解一切差别，忘却外物、自我的存在，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，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、无执无为的状态。

在《列子》中，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，也就是《郑长者》书中说的，“无见”，“无现”。这是一个内外合一，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。人达于此境，他的生命意义就生了根本转变，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。他身处尘世中，却无往而不顺通。因此，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。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、肉体的，它无关乎现实，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。

《黄帝篇》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，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。如说：“至人潜行不空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。”华胥国之民“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”，“乘空如履实、寝虚若处床”，等等。这种无往不适、无比自由的生活，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，因此，它是落在心境上，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。

在“郑巫季咸”故事中，“地文”、“天壤”、“太冲莫眹”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。“地文”的特点是“不震不止”。此是指心境之“静”，亦即“无”。主体越种种是非之别，欲念不起，故此心境为“无”。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，实是有体无用，故“无”只是抽象之“无”。“天壤”的特点是“灰然有生”，象征心体之“动”，亦即“有”，此是心体之用。心灵动则必外现，有种种活动，所以用“有生”说之。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，有用无体，因此，其“有”只是一个抽象之“有”。关于“太冲莫眹”，张湛引向秀注：“居太冲之极，浩然泊心，玄同万方，莫见其迹。”此指心境之“静”。又说：“无心以随变也。”此指心境之“动”。至人之境，虽静而动，虽动而静，故动、静皆为具体之动静。动静相即，有无不离，此体用合一之境，是最高、最圆满之境。

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，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。照上面所说，无不能遗有，有不能离无，这就意味着，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，就世成务而必体无。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，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，这也是一偏。因为，把无心孤悬，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；而一有对立，便不是无心，而是有心。因此，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，虽无而有，是越双边的有无统一。这一理想境界，通于老子所说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说得通俗一点，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、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。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。这一“知命安时”的生活态度，实际是至人“无心”之境的一个体现。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，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，因此，它构成了《列子》“贵虚”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有些学者认为《列子》是宿命论，其实不能对《列子》这样去解说。因为《力命》篇中“命”还有“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。自寿自夭，自穷自达，自贵自贱，自富自贫”说法，似乎还有明显反对“预定”、“决定”、“因果”的涵义。即使评价《列子》是“命定论”、“宿命论”的学者，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《列子》中的“命”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“早已预定”、“绝对必然”、“唯有绝望接受”这个、意义上使用“命定论”“宿命论”这些词的。

萧福登指出，“《列子》所主张的‘命’有别于‘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’”，皆是自生的结果。“因果关系”是宗教式“命定论”的核心概念，但是《列子》中“自生自化”“非物非我”的说法，是否定因果联系的，因而《列子》也不构成“命定论”。由此看来，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“宿命论”、“命定论”等标签来指称《列子》的“命论”，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。一方面，《列子》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，“命”或出于天，但无意志、无目的，《列子》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，换言之，《列子》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，“命”不可抗拒、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；另一方面，《列子》虽没有褒扬和突出“人力”，但《列子》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。

先秦诸子多是肯定“力”的作用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，《列子》与之相比，有些不同，《列子》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、没有非此即彼，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，可以说《列子》的力命观，既不突出“天”之“命”，也不突出“人”之“力”，《列子》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。知命之行，知事之变，才全也。所安者自然，所体者自解。什么是自然？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。什么是自解？帝之悬解。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。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。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，是对《力命篇》的继承。《力命篇》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。是万物自生的结果。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：兼爱尚贤，右鬼非命，墨子之所立也，而杨子非之。全性保真，不以物累形，杨子之所立也，而孟子非之。

列子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，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：反对人类中心主义；保护自然，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；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，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；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。

从《庄子》中可以看出列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。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：“老子学商容，见舌而知守柔矣；列子学壶子，观景柱（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）而知持后矣（《列子·说符》：“子知持后，则可言持身矣。”）。”

《列子》一书，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，西汉时仍盛行，西晋遭永嘉之乱，渡江后始残缺。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。全书共载哲理散文、寓言故事、神话故事、历史故事等134章，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。众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，可谓家喻户晓。

列子一书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，扬黄老之幽隐，简劲宠妙，辞旨纵横，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其中《两小儿辩日》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。列子一向低调，有所谓“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”，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“和光同尘”的境界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。列子等道家思想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。

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，《老》、《文》、《列》、《庄》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。对于列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，封建帝王尤为重视，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年）封列子为“冲虚真人”，所着《列子》诏称《冲虚真经》；宋徽宗封列子为“致虚观妙真君。”北宋景德年间加封“至德”，号曰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列子着书常言人之所未言，气伟而才奇简劲宏妙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

《列子》中多记民间故事、寓言和神话传说，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，如《黄帝神游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夸父追日》、《杞人忧天》等，都选自此书，篇篇珠玉，形象鲜明，含义深刻，妙趣横生，隽永味长，人深思，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。

列子一生安贫乐道，不求名利，不进官场，隐居郑地4o年，潜心着述2o篇，约十万多字。一般人认为《列子》的原着在西汉以后便已散失，唐代柳宗元已经怀疑此书的来源，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先认定《列子》是伪书，现存的《列子》已经不是原着，而是晋人凑杂道家的思想而写成的，叶大庆、钱大昕、姚鼐、钮树玉、章炳麟等人都以为此书为伪。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更指出释氏轮回之说出于《列子》，非常可笑。

马叙伦《列子伪书考》说：“盖《列子》晚出而早亡，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尸佼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淮南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新论》之言，附益晚说，假为向序以见重。”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中提出《列子》受佛教思想影响，可知是魏晋时代的伪书，但也指出《列子》全书“窜取佛说，声色不动”，“能脱胎换骨，不粘皮带骨”。

《列子》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认为，《列子》一书不是先秦古籍。《列子》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，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，这意味着《列子》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。章炳麟《菿汉昌言》卷四“湛谓与佛经相参，实则有取于佛经尔”。季羡林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。1949年2月，季羡林撰《〈列子〉与佛典——对于〈列子〉成书时代和着者的一个推测》，该文为《列子》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，指出：“《列子》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《生经》，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（285年）。”

《列子》的《周穆王》篇乃摄取汲冢书《穆天子传》而成，《穆天子传》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，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（281–285年）。由此可以断定，《列子》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（285–311年）。“愚公移山”和“机关木人”的故事都见于《列子·汤问》篇，愚公移山故事来自竺法护的译经《佛说力士移山经》。如此看来，《列子》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。

列子修道九年之后，就能御风而行。《述异记》中说，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，立秋日就反归“风穴”，风至则草木皆生，去则草木皆落。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子列子贵虚”。他认为“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”。

列子贵虚尚玄，修道炼成御风之术，能够御风而行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“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返。”他驾风行到哪里，哪里就枯木逢春，重现生机。飘然飞行，逍遥自在，其轻松自得，令人羡慕。

列子心胸豁达，贫富不移，荣辱不惊。因家中贫穷，常常吃不饱肚子，以致面黄肌瘦。有人劝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，以搏个好士之名，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，他再三致谢，却不肯收受实物。妻子埋怨说：“我听说有道的人，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，我却常常挨饿。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，我真是命苦啊。”

列子笑着对妻子说：“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，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。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，所以我不能接受。”

一年后，郑国生变乱，子阳被杀，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，御寇得以安然无恙。这样的列子遗事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，康熙三十二年《郑州志》也记载了这个故事。

历史评价

刘向：“其学本于黄帝老子，号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执本，清虚无为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务崇不竞，合于六经。”

《尔雅·释诂》邢昺《疏》引《尸子·广泽篇》及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：“列子贵虚”。

《战国策·韩策》：“史疾为韩使楚，楚王问曰：‘客何与所循？’曰：‘治列子圉寇之言。’曰：‘何贵？’曰：‘贵正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