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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玄武门之变（第4页）

在遇见李世民之前，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。

大业十三年，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领李密。李密现魏徵非常有才华，于是重用他。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，李密虽然称奇，但未能采纳。

当时，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，被李密击败。胜利之际，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，他说：魏公虽然赢了，但是精锐受损，加上府库没有积累，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。还不如深沟高垒，与敌人相持，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，率军追击，这才是取胜之道。可惜无人听他的话。

后来，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，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。魏徵毛遂自荐，去劝降李勣。结果，窦建德率军南下，魏徵、李勣等人成了俘虏。没过多久，魏徵又事窦建德。窦建德被击败后，魏徵再次入唐，受到李建成的重用。

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，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。他来者不拒，每事一主，也都尽其所能。

其实，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。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，山路艰险，魏徵创作了一《述怀》，里面有这么一句：“岂不惮艰险？深怀国士恩。”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？

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，遇见知人的君主，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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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初年，天下初定，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。

朝中分成了两派。

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，但是百姓淳朴，可以教化，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。当今要务在于安民。

封德彝则指出：“三代以后，人渐浇讹，故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化而不能，岂能化而不欲？若信魏徵所說，恐败乱国家。”他认为，人心变坏，已经无法推行仁义。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，汉朝必须行霸道。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。

魏徵反驳道：“若谓古人淳朴，渐至浇讹，则至于今日，当悉化为鬼魅矣，人主安得而治之！”如果人心不断变坏，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，君王要怎么治理呢？

其实，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，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，还是法律，到底是轻徭薄赋，还是高压政策。

当时，唐太宗不到三十岁，且战功赫赫，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，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。

史载：“元年，关中饥，米斗直绢一匹；二年，天下蝗；三年，大水。”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，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。直到贞观四年，才算拨云见日，天下丰收，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。

唐太宗自己回忆道：“贞观初，人皆异论，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。惟魏徵劝我，既从其言，不过数载，遂得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。”

封德彝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
还有一次，朝廷派人征兵，封德彝上奏道：中男虽不到十八岁，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，也可一并征。

唐太宗同意了。魏徵坚决反对，当时他是尚书左丞，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。于是，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。

唐太宗大怒，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：中男中魁梧壮实的，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，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，而你却如此固执！

魏徵答道：治军不在人数众多。只要陛下治军得法，足以无敌于天下，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！而且陛下总说：“朕以诚信治天下，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”，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，却已经多次失信了。

唐太宗惊愕地问道：朕如何失信了？

魏徵答道：陛下刚即位的时候，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，结果秦王府的财物，照收不误。下令免除徭役，结果不久又说，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。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？

唐太宗听后，高兴地说：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，怀疑你不懂政务，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，确实都切中要害。朝廷政令不讲信用，则百姓不知所从，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？朕的过失很深呐！

于是，朝廷不征中男为兵。

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里说，魏徵是“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”和“无所畏惧的谏诤者”。在史书中，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，指点江山的身影，这些是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事情。他的出现，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：太宗想炫耀武功了，他出来制止；太宗想大兴土木了，他出来反对；太宗想铺张浪费了，他出来劝诫。

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：“每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尧、舜。”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。

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。贞观十三年，魏徵上“十渐疏”。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，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：求珍奇，倾民力，拒直谏，远君子，尚奇异，轻臧否，好畋猎，疏上达，荒政事，重徭役。最后写道：

“当今太平之基，既崇极天之峻；九仞之积，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，明主可为而不为，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。”

唐太宗读后，甚为震动，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：“朕将虚襟静志，敬伫德音。”

喋喋不休的谏臣，每次完牢骚之后，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。

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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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“克终”，败亡相继？

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。隋朝，一个“甲兵强盛”、“风行万里”的王朝，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，就“率土分崩”、“子孙殄灭”。如果没有隋的亡，也不会有唐的兴起。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。因此，撰述隋朝历史，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，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。

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命魏徵修《隋书》。魏徵不仅主编《隋书》，还亲自撰写了《隋书》的序、论。

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：“其隋之得失存亡，大较与秦相类。”《隋书》认为隋亡于炀帝，正如秦亡于二世，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、穷兵黩武、营造无度、巡幸不止等做法。

但是，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，《隋书》里问道：“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，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。其故何哉？”魏徵的答案是：隋文帝扰动百姓，是为了让百姓“安”，隋炀帝扰动百姓，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。同时，魏徵还认为，隋朝败亡之兆，起自高祖。从隋文帝暮年“无宽仁之度，有刻薄之资”开始，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。

可以说，《隋书》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。

《隋书》。图源：网络

唐太宗说过：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”以史资政，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。

在唐太宗的鼓励下，魏徵联合虞世南、褚亮、萧德言等人，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，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，献给皇帝。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，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。

以《三国志》为例，原书约69万字，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，十不存一。比如关羽，只选取到义别曹操，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。

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。比如鲍勋，原文13oo余字，只减到了593个字。鲍勋是个谏官，秉正无私。黄初六年，曹丕欲兴兵伐吴，鲍勋直言不可，但曹丕还是动战争，最后大败而归。曹丕看他不顺，借故杀了他。《群书治要》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：“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莫不为勋叹恨。”

6逊是《三国志》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，他在《群书》的戏份只有4oo多字。而他的族侄6凯，因为劝谏孙皓之故，篇幅竟有27oo多字。

可见，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，而在彰显“劝谏之臣”。

因此，《群书治要》问世之后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，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。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，十分受欢迎，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。

可以说，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夹带的私货，越来越不流行了。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“谏臣之道”？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？都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