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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大哥想到这里，心里几乎是拿定了主意，那么盛清让的讲话声就变得格外招人讨厌。

  大哥紧皱起眉，厉声道：“你不要讲了，出去！”

  盛清让没有起身，但也不再开口讲话，病容里藏着几分无可奈何的挫败。

  清蕙察觉气氛不对，在旁边插话道：“三哥哥，我们出去喝咖啡吧。”

  盛清让没有接她的话，而是将手中一直握着的几张票放到了茶几上：“Rajputana号，17日去香港的船票，一共有五个席位，家里或许用得上。”

  他声音低缓，没有半点的攻击性，完全是出于一种好意的关照。

  一直沉默的二姐却冷哼一声：“英国人的船票，什么意思？给我们看你在工部局的人脉？”

  盛清让提着公文包站起来，头重脚轻地走到门口，背对着一屋子人缓声说道：“杨树浦的工厂直接曝敌，最是危险。若有损失，可做文书，名义上转让给德国人，只要设法倒填日期，去德国领事馆登记即可。这样至少能向日本军部申请一点赔偿，减少损失。”

  他讲完开门出去，走两步撞见小外甥。

  那孩子仰起头看他，将手里的玻璃球故意往地上扔，刚好砸到他脚面。

  盛清让俯身捡起来，用力握了握玻璃球，只同小孩子讲了一声“不要乱扔东西”，就绕过他下了楼。

  烈日杲杲，外面一点风也没有。

  宗瑛站在门外抽烟，盛清让走到她身边，混在烟味中的突兀奶香味就迫不及待窜入他鼻腔。

  宗瑛察觉到他过来，迅掐灭烟头，舌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干燥的唇，尝到一丝烟熏火燎的甘甜味道。

  “走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  “走吧。”盛清让看她将熄灭的烟握进手心里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低头往外走。

  姚叔给他们开了门，两人重坐进汽车，这时候车内多了一股被烈日蒸过的味道，温度也升了上去。

  司机问：“先生还要去哪里？”盛清让说：“四川路33号。”

  他讲完就阖上眼，宗瑛并不知他是要去迁委会复命，可她一句话也不问，只安静坐着看向外面。车子前行，街景便一路后退，萧条归萧条，但好歹风平浪静。

  到苏州河时，车子被迫停下来，司机扭过头讲：“先生，过不去了。”

  盛清让睁开眼，宗瑛也探头去看，狭窄桥面上堆满了亟待运输的机器设备，桥对岸则挤满了从苏州河北边来的工人和难民，几乎水泄不通。

  除了绕路，别无选择。

  司机带着他们绕了一大圈，中午时分终于到四川路33号，大楼的第六层，即迁移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处。

  两人才走到五楼，就能听到楼上传来的脚步声，杂沓忙碌。

  宗瑛停住脚步：“如果我不便出现，那么我下楼去等，正好我饿了，想去吃点东西。”

  盛清让没有阻止她，只叮嘱她“不要走太远”，就先上了楼。

  宗瑛果真下楼去，沿着四川路往北走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着的食品店，进去买了些饼干糖果，站在玻璃门里面拆开饼干袋吃了一半，口干舌燥。

  走出门，外面太阳更毒，不知哪里来的嗡嗡声响，让人误以为是耳鸣。

  她折回33号，在楼下等了一会，见盛清让还不下来，就干脆往上走。

  到六楼，每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，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，审核人员手里翻着大沓资料，会计手下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。

  有人端着水杯低头看文件，快步迎面走来时差点撞到宗瑛。好在她避得快，但水还是因惯性从杯子里漾出来一些，落在地板上，湿了一片。那人潦草道了声抱歉，头都没有抬，转个身直接进屋子里去了。

  这种紧迫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忙得忘我，只有宗瑛像个局外人，悄无声息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里，吃了一颗又一颗的糖。

  宗瑛再次看到盛清让已经是下午五点。

  她直起身抬头看他，摸出一颗糖，一声不吭剥开糖纸递过去：“盛先生，你现在血糖应该很低。”

  盛清让伸手接过糖果，快地转过身说：“天黑前还有个地方要去，走吧。”

  于是宗瑛又跟他下楼，等来出租车，前往下一个地点。

  那地方不在公共租界，而在“小东京”——日本侨民的聚集地。一路上可以看到穿和服的日本女人，提着行李带着孩子，似乎也准备撤离上海。

  汽车终于在一座民宅前停下来，是个两层的小楼，表面透着欠打理的意思。

  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佣人出来开门，看到盛清让，他说：“先生回来啦。”

  盛清让问：“徐叔，行李收拾了吗？”

  被称作徐叔的佣人无奈摇摇头：“老爷不肯走啊。”

  说话间，三个人都进了屋。客厅朝南一张烟床，一个套着长袍的男人躺在上面抽大烟，窗户紧紧闭着，室内味道十分难闻。

  烟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打破这混沌的暗沉与寂静。

  徐叔皱眉看着，同烟床上的人道：“少爷回来了。”

  那人恍若未闻，过了好久突然哑着嗓暴怒般地开口：“来干什么？！叫我去租界还是叫我去香港？！”说完又猛烈咳嗽一阵：“我不去，我哪里都不去！叫他滚！”

  盛清让沉默地在屋子里站着，很久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